时尚房子点评家时尚子 2

在中国政治史上，魏晋两百多年间无疑是一个黑暗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祸屠杀，几无宁岁，再加上天灾和瘟疫，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固有的礼法制度完全崩坏，儒学失去了统治人心的力量。而与此同时，随着老庄学说的流行、佛经的翻译、道教的发展、清议的兴盛，在当时的士族社会产生了人性觉醒的思潮。贵族官宦子弟追求个性解放，在各个领域引领着社会时尚和舆论，充当着“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他们广泛结交，品评人物，控制舆论，形成了强大的清议势力，这引起了传统势力和皇权的恐慌，许多士子都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所遭遇到的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过于魏晋。而魏晋文人的另一种典型形象，却是饮酒、作乐、纵情山水、服寒食散、扪虱谈玄或潜心参道理佛，政治的险恶促使一些文人以这样的方式寻找慰藉和解脱。他们反对传统礼教，要求摆脱虚伪和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生活。逍遥、养生、纵欲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都有相当多的拥趸。士族阶层的生活情趣和行为方式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一些日常举止中有意反叛传统道德，着装上也极力营造洒脱、豁达、飘逸、不拘小节的风尚，或不修边幅、解衣当风，或褒衣博带、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士族阶层的情趣最终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服饰风格。 这一时期，以门阀官资计人之高低贵贱，人被分为九品，世族为士，平民为庶，界限严格魏晋服饰，互不通婚。为标榜门第，婚丧嫁娶，不仅富贵人家崇尚奢侈，就连普通的庶民家庭也讲求铺张排场。《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件趣事。阮籍（210—263）和他的侄子阮咸（生卒年不详）住在道南，另有一些姓阮的人住在道北。北阮富，而南阮穷。每年七月七日，北阮时兴晒衣，摆出来的都是些绫罗绸缎，实则是借晒衣之俗以摆阔。有一次，阮咸用竹竿挑了一条粗布大裤衩立于中庭。别人不解，问他晒这个干什么，他回答说：我不是也不能免俗吗，因此也来凑个热闹。这种行为本身，即是对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及权贵阶层的礼俗的嘲讽与抨击。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的七位名士，阮籍和阮咸也包括在内。今天的人们还可以在壁画上看到他们的着装形象——个个衣襟曳地，袒胸露怀，手背、小腿、脚都暴露于外。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形象中是极少见的，因为只有贩夫走卒才会这样赤裸着胳膊和腿。不仅如此，他们的性情也放荡不羁，比如在传世的绘画作品中，“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嵇康、王戎梳着儿童的丫髻，一副傲岸不驯、玩世不恭的模样。 就中国服饰而言，文人代表了一个层面的文化品位，他们的趣味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的审美观和审美活动。古代中国人关于“美”的观念，起初甚质朴，春秋时形容美的诗句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赞赏没有雕琢装饰的美。在一篇传诵至今的战国时期描写女性之美的文章中，形容美女的眉目“眸子炯其精朗兮，嘹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实兮，志解泰而体闲。”（见宋玉（生卒年不详）（《神女赋》）。在另一篇文章中，这位作者更为详尽地说明了他对美女的认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汉魏以后，曹子建《洛神赋》对女子衣饰之美的描写，则繁复多了：“裱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审美标准由质朴转向富丽，汉是过渡期，魏晋是成熟期。妇女重视修饰，以及修饰之进步，是这个时代重要的表现。 魏晋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317—420），随着东汉礼教伦常观念的崩溃，贵族女性追求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她们蔑视传统社会规定给女子的义务和职责，热衷于社交活动，喜欢出外游山玩水，投身于艺术、文学与玄学研究，标榜这种有违封建“妇德”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率性而为、毫无顾忌的处世态度，才导致了女子服饰向繁丽、夸饰的方向发展。广袖长裙、飘带长垂、裙袂飘飘、头饰巍峨富丽，成为魏晋服饰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