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金沙遗址发现20周年。
2001年2月8日发现的金沙遗址，被誉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出现，为考古发掘带来接连不断的惊喜。此后的6年时间里，从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博物馆规划到原址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成都创造了特大城市市中心遗址保护的又一个奇迹。
同时，这20年来，自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无不生动地展示出商周时期古蜀人通过祭祀表达出的对祖先与自然的崇拜，也持续引发大众对古蜀文明的关注，以及对这座城市悠久历史的探寻。
红星新闻记者先后专访了三位对金沙遗址有着长期、深入研究的考古界权威专家，请他们谈自己对金沙考古这20年来的一些思考。
王仁湘
金沙玉琮仅作为祭祀的法器使用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研究古蜀文明多年，出版有多本专著。他自己的微信公号“器晤”上专门有个栏目“巴蜀文明系列”，收录的多是有关古蜀文明，尤其是三星堆与金沙的研究文章。他的新书《方圆一体：玉琮的故事五千年》重点研究了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玉器：玉琮。
无独有偶，金沙遗址目前已出土了2000余件玉器，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里面有不少精美玉琮。王仁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金沙出土的玉琮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关注度却相当高。
金沙十节青玉琮
尤其那件著名的“良渚文化十节青玉琮”，带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烙印，制作于良渚晚期，在它被打造出来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辗转流离，来到了遥远的成都平原，也证明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与外界交流之紧密，远远超出今人之想象。
“玉琮的造型是方形圆孔，寓意天圆地方，最初作为祭天礼地的法器而被制造出来，在墓葬中也常与墓主人的遗体相伴。但在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玉琮并非来自墓葬，因此只是作为祭祀的法器使用。”王仁湘说，“琮”字右边的“宗”，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神庙中的祭台。玉琮在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功能，是用于“淉祭”。淉祭即灌祭，用牲血和酒灌注于地，以祭地神，这便是灌祭。《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也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
金沙不仅发现了来自良渚文化的青玉长琮，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本地仿制玉琮，说明这些玉琮已成为古蜀人珍爱有加的重要祭祀礼器。“目前考古发掘中所见的、包括良渚与商周时期的玉琮，以出土于墓葬中的最多，可以解释为随葬品或敛葬品，并不是祭祀的礼器。只有古蜀的玉琮及其他大量玉器，是明确出土于祭祀现场，是明白无误的礼器。”王仁湘说。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都与随葬无关，显示了古蜀人对玉琮不同于殷人的使用特点。在古代蜀人的心目中，这些玉琮显然并未失去初始的寓意，可能依然是执掌神权沟通天地的象征。
金沙出土的有射台的蜀琮
“射台”造型是蜀琮鲜明特色之一
此外，王仁湘还特别指出：古蜀人在仿制外来玉琮的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特点。“我以为蜀人仿制玉琮是没有问题的，蜀地的琮不会全都是由外部流入的，而且不仅仅只有仿制，还有创制，制出了有蜀地特色的琮，可称之为蜀琮。”
经过仔细的器形比较，他发现：蜀琮与其他玉琮的最大不同是，造型上出现了“射台”。射台指的是琮体的方形外筒与圆形内孔间的连接位置，形成了一个台面，这个台面便可称为射台。“明显的射台，便应当是古蜀人的特别制作。”
金沙出土的有射台的蜀琮
王仁湘也提到在四川之外如河南、陕西等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琮，他初步判断：其中部分与蜀地有关，应当是蜀地流转出去的琮，属蜀式琮无疑。“由此可以看到蜀与周的交往，还有更早与商的交往，这蜀琮是一类重要的物证。”而宋以后出土和传世的琮形器（不只是玉制）中，其造型很多都与蜀式琮有关，既有良渚琮的射间，又有蜀琮的射台，可以推断是依据两地出土琮重新创作的融合产物。
“这样看来，古代中国真的可能经历过一个玉器时代，而且它贯穿了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正是大量的玉器，记述着那个久远年代的历史与信仰。”王仁湘说，“从东南良渚到黄河龙山，再到西北齐家与中原三代，还有西南古蜀，玉琮的影踪已经越来越清晰。玉琮上有一条血脉将5000~3000年前的大华夏紧密联结起来。”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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